今年4月26日，教育部会同公安部等部门召开全国中小学幼儿园安全工作会议，其中一项重要的工作是“深入实施学生欺凌防治专项行动，形成长效治理机制”。会议还决定，要对所有中小学校的学生欺凌情况开展一次“起底式”大排查。从“所有”“起底式”等词语可以看出这次工作部署的力度很大，是前所未有的。

排查非常有必要，但我们也要看到，排查的难度是很大的。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当前校园欺凌现象有了一些新的变化，笔者从实际工作中切实体会到了这一点，即隐性欺凌事件在不断增加，这增加了排查的难度。

尽管当前个别恶性欺凌事件的影响很大，提起校园欺凌，就会让公众联想到那些恶劣的身体欺凌，但调查却显示，严重的欺凌事件，如身体欺凌却越来越不“主流”。2020年，华中师范大学曾对全国六省份1万余名中小学生进行了调查，在其标准下得出的校园欺凌发生率为32.4%。其中，言语欺凌的发生率是17.4%，高于身体欺凌的12.7%，而关系欺凌的发生率也达到了10.5%。北京教育科学研究院赵福江等人2022年对11万余名中小学生和6000余名教师的调查显示，中小学生欺凌的整体发生率为13.9%（从对被欺凌学生的调查得出），其中关系欺凌、言语欺凌的发生率分别为5.4%和9.0%，均已高于身体欺凌的4.7%。另一项只针对初中生的调查，其结果更明确，各种形式欺凌的比例为：言语欺凌49.6%，社交欺凌（即上述关系欺凌）37.7%，身体欺凌19.1%，网络欺凌14.5%（具体某项欺凌行为可有兼项）……都印证了笔者的直观感受。以羞辱、谩骂、嘲笑、威胁等语言为主的语言欺凌，以生生关系中的排挤、疏远、压制为主的关系欺凌，越来越常见，这些欺凌行为对一些孩子的心理伤害并不比身体欺凌小，笔者身边就有因被同学带头排挤而不想再上学的孩子，对其心理的调整过程很漫长。

更大的问题是，相较于身体欺凌，言语、关系这些相对隐性的欺凌行为更难发现、更难取证、更难界定，也更难处理。

身体欺凌，多数情况下都比较好理解，家长和教师也会有一些相对明确的指导，告诉孩子如果发生了肢体冲突，在无法抵抗的情况下，身体有了伤害或疼痛就是受到了欺凌，一定要第一时间通知家长或老师。但即使这样，还是有相当一部分学生会选择不告诉家长和老师，他们或者认为这是一件羞于启齿的事，或者受到了欺凌者的威胁，或者有了更深的自卑感……一项权威的统计显示，被欺凌后选择沉默的孩子约为30%。而在言语、关系这些更隐性的欺凌中，沉默者会更多，因为这些欺凌的外在表现更为复杂、多样，家长和教师也很难一一作出有效的指导，受害学生常常是感受到了强烈的心理伤害，却无法想清背后的原因，不知道是有人在故意对自己施加伤害。曾经看过这样一则报道，有个孩子在参加冬令营时被大一些的孩子有针对性地排挤、嘲笑，由于自己的孤立地位，当时他只会向内归因，认为自己一定有什么错，并打电话哭着要家长过来接他回家，家长再三追问，他也说不清为什么，只是说不喜欢这项活动，事后许久才在家长、教师的启发下明白是受到了言语和关系欺凌。

这些相对隐性的欺凌行为对教师的班级管理有更大的挑战，首先是取证难，在日常学习和生活中，一个班的孩子每天都在一起，教师很难顾及每个孩子都有什么行为和言论，即使某些孩子说了带有嘲笑、羞辱性的话语，也很难留下证据。

比取证更难的是界定，言语欺凌就存在这个问题。很多时候，学生间的欺凌与孩子间的“闹着玩儿”并没有明显的界限，同样的话语，某个学生说给一些“心大”的孩子就是“闹着玩儿”，说给一些敏感的孩子就会造成心理伤害，就有可能被认定为是欺凌；还有很多时候，开始可能就是孩子双方“闹着玩儿”，发展到最后却有可能变成一方对另一方的压倒性伤害，这也很难界定为欺凌，可伤害却的的确确发生了。关系欺凌同样也存在这种难界定的情况。

而如果连取证、界定都不能很明确，处理就更难了。很多一线教师都不太愿意处理学生之间的纠纷，认为很多时候根本讲不清谁对谁错，如果再有家长介入，那情况可能会更复杂。

笔者有一些个人的观点可供参考，判定学生间的各种显性、隐性的冲突是否构成了欺凌，还是要从保护孩子内心免受伤害出发。首先，要看是否有孩子受到了比较严重的心理伤害，这是问题的核心；其次，要看伤害的施加者是否有恶意，是否在故意伤害对方，只有这两条都明确，才能认定一个行为是欺凌行为。认定是欺凌行为，就要进行相应的教育和惩戒；而施加伤害者是无心的，那就要让双方平心静气地相互理解。

当然，现实中的具体情况会非常复杂，对受欺凌学生心理伤害的调查，对施加欺凌行为学生内心故意的调查，都有极大的挑战性。对受欺凌的学生，他们往往都是胆小、弱势的一方，常常不会一上来就和盘托出自己内心的真实感受，需要教师给予极大的安全感，在全方位保护的状态下才能了解他们受到的伤害；而对于施加欺凌行为的学生，事后只有个别人会承认自己是故意的，多数都会以“闹着玩儿”等借口回避内心真实的想法，以免除自己的责任和对自己的惩戒，他们到底有没有主观上的恶意，还需要更长期的观察、大量的取证，并对事实进行反复核实。

近年来，几乎所有学校都在校内的公共区域安装了监控，有些学校甚至与周边的公安系统进行了联网，起到了一定的预防效果。笔者是非常支持这项工作的，它可以帮助教师开展校园欺凌的事后取证工作，也能对界定欺凌有一定的帮助，更能阻断一些欺凌事件的发生。

这些天，笔者还看到这样一则新闻：最近，各地陆续有学校在厕所等视频无法覆盖、容易发生欺凌的地点安装了智能语音警报装置，通过识别谩骂、殴打等声音信息，向老师发出预警。比如长春的一所中学和福州的一所学校就启用了智能语音警报设备，该设备可以识别求救、呻吟、谩骂和严重冲突等声音，并在5秒内发出警报，校内老师的电脑或手机也会收到警报。这也是一个进步，智能识别技术在保护隐私的前提下，为制止欺凌提供了一种解决方案。

当然，这些都是校园欺凌的被动防御手段，但它们是有效的，因为不管身体欺凌还是语言、关系欺凌，或者是勒索、网络、性别欺凌，所有学生间的欺凌活动都是见不得光的，都是背着成年人进行的，这也是厕所、角落等摄像头拍不到的地方成为欺凌事件高发地的原因，添加这样的设备无疑可以降低欺凌事件的发生，值得提倡。据长春的这所中学反馈，他们安装了智能语音报警设备后的半年时间里，校园里还没发生过学生欺凌现象。

但技术不能成为学校防范校园欺凌的全部，家长与教师还要始终注意观察各种欺凌的苗头，使欺凌行为能在早期被发现；出现了欺凌行为或苗头，要对欺凌的原因进行反思；要关注可能会有欺凌行为的“强势”学生，时刻注意对他们三观的正确引导；对弱势和特殊学生群体要多关注，对自卑内向的孩子要多交流；对突然有消极变化的孩子要警惕，要发现背后的原因；对全体学生要进行反欺凌意识的宣传……这些永远都是教育者的责任。